盛 琳

　　□证据材料本身，是证明案件事实的载体，但同样也可以在庭审中作为案件突破的工具。

　　□公诉人将面临来自法庭、被告人、辩护人甚至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拷问，但质证的目的不是为了质证本身，而是为了证明犯罪事实，使得指控事实能够更清晰明了地展现在法庭之上。

　　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，要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，但证据材料的取得、使用、认定往往伴随着庭审策略的转化，在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审判体系中如何运用好证据材料，进一步构筑刑事指控体系，成为每一名公诉人必须思索的问题。

　　当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后，一般的庭审质证程序为：公诉人出示证据并阐明证明内容，与证据证明内容有关的被告人依次对证据提出质证意见，被告人对应的辩护人依次对证据提出质证意见；被告人或辩护人出示补充的证据并阐明证明内容，辩护人或被告人对证据提出补充意见，公诉人对证据提出质证意见。发表的质证意见一般为：对证据来源及证明内容无异议；认为证据来源不清，无法作为证据使用（合法性）；认为证据与本案无关，无法认定指控事实（关联性）；认为证据证明内容不实，与在案证据矛盾（真实性）。辩护质证思路同上。

　　针对上述流程，对一些可能存在瑕疵的证据，公诉人可以利用质证规则和程序，采用诉讼策略取得不同的效果。

　　在一起诈骗案件中，A被告人将所谓借款打入被害人账户后，骗取被害人取现并更换银行将现金转存至B被告人账户，后B被告人配合从账户中取现给A被告人，完成诈骗的整个流程。

　　检察机关在审查时发现，由于被害人与B被告人未见过面无法指认，A被告人属于“零口供”，B被告人只在第一次存疑不捕后做过一次有罪供述，但后续均否认自己的主观认知，辩称自己只是代为取现，不知道是被害人被骗资金，有罪供述是民警曲解了自己的意思。而且由于时间久远，公安机关已无法调取当时供述的同步录音录像。

　　后在进一步询问被害人时，被害人提供了一份手机拍摄的视频，其中A被告人与B被告人的语音聊天记录显示，二人就A被告人借款给被害人后让被害人存现转入B被告人账户，并由后者取现实现诈骗目的等进行了商议，由于语音声音与B被告人声音相符，检察官内心确定B被告人对A被告人的诈骗行为具有明确认知。

　　但办案检察官对该证据材料能否被采信产生了疑虑：由于该份视频属于手机翻拍，后续向公安机关调取两名被告人的手机时却被告知，由于二人曾被刑拘后存疑不捕，故手机被发还后已被二人处理，无法取得原始载体。而被害人也因个人原因，无法说明该段视频的来源。

　　至此，案件陷入僵局。如果将该份视频作为证据使用，但公诉人在法庭上无法证明该证据来源，证据无法被采信；如果不出示该证据或该份证据不被采信，则二人因主观认知得不到印证，很有可能被判处无罪。

　　在两难之间，选择“诉”将面临极大风险。如果被告人对证据来源提出质疑，或否认聊天内容，公诉人在法庭上只能利用间接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分析，且该份证据材料不得作为推定案件事实的依据，公诉人的证明力度将大幅减弱。然而，被害人虽然对证据来源欲言又止、面露难色，但又对其真实性回答得斩钉截铁、毫不迟疑。

　　检察官通过进一步审查在案证据，认为证据材料的来源虽然存在瑕疵，但其内容完整串联起了整个案件事实，并填补了一些细节漏洞，结合先前取得的证据，其真实性应当予以认可。同时，考虑到在质证环节被告人只会针对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发表意见，只要证据是真实的，他们往往会忽视证据来源，而对证据内容本身提出辩解，只要能在口供上有所突破，从而印证细节，证据链条还是可以形成闭环的。

　　于是，检察官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深思熟虑后决定开示证据材料，并利用证据突破被告人口供。

　　根据庭审规则，起诉书中虽未列明的证据，但在经过对方阅卷后可以作为证据材料出示，接受法庭质证。检察官遂将上述视频作为证据材料一并提供给法院，并给辩护人留下充足的阅卷时间。

　　庭审过程中，公诉人先是对两名被告人发问，A被告人否认被害人取现后的资金去向，B被告人否认对当天取现的来源、目的、经过等具有认知。

　　交叉发问完毕后，公诉人按程序逐一对起诉书列举的证据进行了质证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予以回应。

　　在质证B被告人当天取现的相关证据时，公诉人补充播放了上述视频，并在证据出示完毕后、听取被告人意见前，直接申请补充发问被告人，得到法庭准许。

　　公诉人先是向B被告人发问：上述证据中的二人声音分别为A被告人和B被告人，且与微信头像、微信名称相符，有无异议？得到肯定回答后接着问：根据这份聊天记录，A被告人告知B被告人当天中午被害人将转入B被告人账户资金，并指使B被告人取现后存入A被告人账户，但当天为何A被告人账户中只收到了部分资金？

　　B被告人慌忙答辩：这个录音是真的，当时是让我取现了，但后来实际没有取现这么多，所以没法证明我存入A被告人账户的资金就是被害人资金。

　　公诉人接着向A被告人发问：你为什么要告诉B被告人其账户中是被害人转入的资金，还让他取现？A被告人先是拒不回答，后称后来的实际情况与录音内容不符。

　　至此，公诉人出示证据的目的已达成。一方面，二人对录音证明内容的真实性予以了认可，即便后续不采信该份证据，对法官的内心判断也有了理据支撑；另一方面，根据二人的当庭供述，二人当时确实对被害人资金的取现、存现等进行了商议，对具体金额、时间等均具有明确认知，且主动供述了原因、后续经过等，与在案的其他证据形成了证据锁链。在后续的质证中，辩护人也未对证据内容、证据来源等提出异议，仅对证明事项提出了质疑。

　　最终，B被告人当庭认罪。法院结合该案其他客观证据，最终采纳了公诉人的公诉意见，认定两名被告人对诈骗被害人财物均具有认知，且参与了诈骗行为，应当承担诈骗的刑责。

　　所谓“证据为王”，证据材料本身是证明案件事实的载体，但同样也可以在庭审中作为案件突破的工具。虽然存在一定的诉讼风险，但作为公诉人，指控犯罪是职责所在，公诉人的担当正是基于对案件事实的严谨判断、庭审证据的合理采信以及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。

　　公诉人的庭审能力是伴随着庭审改革、刑事指控体系构建而逐步提升的，在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审判体系构建中，公诉人将面临来自法庭、被告人、辩护人甚至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拷问，但质证的目的不是质证本身，而是证明犯罪事实，使得指控事实能够更清晰明了地展现在法庭之上。如何质证、如何指控犯罪将成为公诉人孜孜不倦的追求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