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

　　历史的长河经过一番激荡奔流，在1949年实现重大转折，随后，我国的法律学人迎来了全新的法学转型，由“远师法德，近仿东瀛”转而取法苏联，刑事诉讼法学也开始接受苏联法学的影响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一场以反对“旧法”观点、旧司法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得到广泛开展，旧的法学从内容到形式均荡然无存，法学面临重新创建的问题。这一时期法学学科建设主要是通过学习、引进和借鉴苏联法学而进行的。当时，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苏联法律制度方面与证据有关的教材和专著，例如，张君悌译《苏俄刑事诉讼法》、徐步衡译《苏联诉讼法纲要》，等等，给当年的法律人提供了难得的法学营养。

　　社会主义苏联确立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理论，迅速影响了新中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法学理论研究。1955年，陈光中教授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就是介绍苏联的辩护制度，明确提出了要建立辩护制度，并以无罪推定原则作为辩护制度的根据。1957年，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、当时从事苏联刑事诉讼法教学和研究的黄道，发表了《略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》一文，文章强调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和观念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。不过，那时受历史条件限制，无法开展真正学术性探讨，无罪推定原则连同自由心证、有利被告人等原则或者制度，皆因“不合时宜”，无法被认可。

　　经过三十年的洗礼，至70年代末，我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1979年7月1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正式通过，刑事法学研究随之激活。80年代初，刑事诉讼法学仍然有苏联的影子，直到苏东剧变，这种影响才逐渐成为历史陈迹。到了80年代末，刑事法学研究开始受到英美德法日等国家的影响，人们对于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具有的法治意义得到全新认识。

　　90年代中期，刑事法学研究者开始探讨诉讼模式和庭审方式等问题，并积极推动刑事庭审方式改革，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，就是在借鉴英美对抗制因素的背景下展开的。刑事司法人权的进步成为刑事诉讼法制改革的主要旋律。改革理想主义与相对合理主义形成两种不同的司法进步观。

　　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，是比较研究方法。通过优位比较，引入优良制度，形成我国司法进步的方案。人们对于刑事司法国际人权标准的研究，也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，产生出不少重要成果。为了修改法律，一些学者还紧随立法、修法的步伐，系统性提出了一整套立法建议，形成专家建议稿与论证的学术专著。近年来，实证研究方法也异军突起，如何从实证研究中获得新的发现，形成知识增量，而不仅仅是为既有观点提供实践注脚，是实证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。

　　进入21世纪，刑事诉讼法学一方面引领着司法改革，另一方面也追随着司法改革的热点，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。司法改革先行先试，引动学术星动，刑事诉讼法学理论随之形成同主题繁花似锦的局面。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数字检察等与新科技应用相关的主题开始在刑事诉讼法学中流行，为刑事诉讼法学增添了不少智能科技的色彩。这个时期，法学学术的品质也极大提高，法学著述的厚重感和深刻性得到认同。

　　述往思来，向史而新。对古今中外刑事诉讼法律制度、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进行比较研究，可借此获取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灵感，为现行司法改革提供理论支持，对于优良的域外制度进行适度借鉴，对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等重大问题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。我们期待着刑事诉讼法学继续繁荣，理论研究继续深入，我国刑事诉讼法制之完善，也就倚马可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