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云东

　　俗话说，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这里的“水土”指的就是地理环境，是一定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，包括气候、土地、河流、湖泊、山脉、矿藏以及动植物资源等。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、文明和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，例如我们常说的中原文明、海洋文化等。法律作为一种制度文明，自然也会受“水土”的影响，法律思维也好，法律条文也好，法律文化也好，都带有浓厚的地理因素和地域特色。

　　对此，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作了深刻的阐述。他认为，不同的气候条件下，人们的性格、民族精神不同：寒冷地方的人们冷静理智、精力充沛、充满自信和勇气，而炎热地区的人们却心神萎靡、缺乏自信，容易懒惰和顺从。因此寒冷国家政治自由，多实行民主制，热带国家的政治缺乏自由，多实行君主专制。土地贫瘠，使人勤奋、俭朴、耐劳、勇敢和适宜于战争，土地肥沃则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、怠惰、贪生怕死，一个民族总是离开坏的地方去寻找较好的地方，受侵略的多是得天独厚的国家。因此，孟德斯鸠认为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应该因地制宜，以适应本国地理环境的特点与条件。孟氏的“地理环境决定”论，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过于绝对和简单，但却揭示了法律与地理环境的内在关系，具有生态学意义。

　　正如不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物物种一样，不同的地域也形成了不同的法系和法律文化。英美法系、伊斯兰法系、印度法系、中华法系都有自身独有的风格，当我们将其作比较分析时，发现各自的话语系统、文化语境等都大不相同。一个国家的法律传统就是该国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“果实”，与这个国家特有的地形、土壤、气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以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为例，中国古代地形的封闭性造就了法律传统的保守性、伦理性；四季分明的大陆性季风气候产生了依时令而司法的“春秋决狱”和农忙止讼的“务限法”传统。海洋国家港口经济繁荣，海上贸易法律先进发达；资源匮乏的国家，更加重视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等等。诚然，地理环境并非影响法律传统的唯一性或者是决定性因素，但对于法律文化的差异性、多样性的形成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如果把不同地域的法律传统看成生态系统中一个个异彩纷呈的“群落生态”的话，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？

　　首先，这些不同的法律的群落生态的价值、地位应该是平等的，因为它们都是扎根于本国土壤上并展现出生命力。或许在法的理念、内容、技术以及法治程度等方面有优劣之分，但并不能否认存在的合理性，正如从生物多样性上看，森林和草原对维持生态系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其次，法律的群落生态既相对独立又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移植、嫁接、传播。这实际上就是法的移植的问题，它既不是沃森为代表的法律移植乐观论者认为的“十分容易”，也不是罗格朗为代表的悲观论者认为的“不可移植”。应该说全盘移植是行不通的，但是在局部、个体上却是可行的，如立法技术、法典编纂方法、某个部门法的具体内容等等。这就像将森林生态全部“搬迁”到草原上将无法适应，但是其中某些物种却能够适应并顺利生长——当然，也会根据新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异。此外，当我们按照群落生态的观点解读法律时，我们不难理解，建立全球统一的“世界法”，就像全球只有一个生态物种一样，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。

　　此外，法律的群落生态还存在类似自然界“生态演替”的现象。生态演替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，指一个生态系统受环境压力遭到破坏后，一旦压力撤去所进行的恢复过程。比如，一片原始森林在遭遇火灾、干旱或者是人类毁林行为后导致原有的生态系统被破坏，灾害过后，具备了适宜的气候、水等条件，物种再次生长，又形成了新的生态系统并逐步走向繁荣。

　　法律也有类似的“演替”情形，例如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法律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，立法层面几近停滞，司法、执法、守法层面支离破碎，犹如森林被烈火摧残过一样。浩劫之后，法律的“生存压力”得到减轻，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和十六字法制建设方针、79刑法、82宪法的出台，法律的丛林又恢复了生机盎然的生态景观。在生态演替的过程中，人类的过度干预往往出现不利后果，种植单一树种、控制其他树种生长往往会破坏森林的生物多样性。法律亦与此类似，采用片面的手段加以干预未必有利，比如单纯追求打击数量而忽视源头治理，不仅不能遏制犯罪，还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法治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