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玮玮　何天然

　　苏轼素以文学上的造诣为后人所熟知，但其作为地方官的政治贡献同样不容小觑。苏轼历经北宋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三朝，曾在凤翔、杭州、密州等地任职，其间审断地方案件之经验对当下仍有所启发。

　　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苏轼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、签书凤翔判官负责追缴百姓所欠官府之债务。此前官府依靠鞭打捆绑百姓之法催债，每日所得甚微。而且官府为了尽快完成催缴任务，肆意搜刮，甚至动用牢狱威吓，并且适逢朝廷大赦，也敢趁机勒索被关押的欠债小民，有钱行贿则释放，无钱行贿则继续关押。苏轼虽然无法彻底涤荡地方官场风气，但经过亲自详查，确认无辜关押者尚有225人，于是一面按照正常程序上报朝廷，一面又利用私人关系敦请主管官员蔡襄尽快解决。（《苏东坡全集·卷七十二·书十一首·上蔡省主论放欠书》）

　　据宋人何薳所撰《春渚纪闻·卷六·东坡事实·写画白团扇》载，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苏轼任杭州通判时，曾审理过一起拖欠货款的官司。以卖扇为业的张小二因拖欠货款而被绫绢商控诉。被告并非有意拖欠，而是因连天阴雨，扇子无人问津。张小二无法回笼资金，更不用说盈利了，才会造成拖欠。苏轼在得知原因后，为了让张小二尽快履约，便利用自己的盛名为滞销的扇面作画题字，让原本只能作为纳凉消暑之生活功能的普通折扇，一跃成为奇货可居的艺术品，帮助张小二及时偿还了货款。苏轼此举感动了所有人，甚至有潸然泪下者。这种执法奉公、执政为民的审断风格正是达致古人所期望的“无讼”世界之理想方式。

　　苏轼是从彻底消弭纠纷的目标来审判此类简易民事案件的，他认为民事判决的最终目的是让民间秩序重新回归和谐之境，判决容易，但如不立足于执行，便会再生事端。因为他向往的是“狱草烟深，讼庭人悄，无吝宴游过”的升平景象。（《少年游·端午赠黄守徐君猷》）只不过，此种立足于“执行难”的解纷之道在遭遇诉累繁重、标的额大的情形下就很难奏效。苏轼充分为两造考虑的“审执合一”断案思维，虽与当下推进“审执分离”的改革迥异，但身为通判的苏轼并非只是一州最高司法审判者，还是享有与知州连署权的一州最高行政决策者。因此，苏轼审案不仅是司法行为，还是行政行为，其要兼顾明辨曲直的法律效果和消弭纷争的社会效果之统一，这是北宋士人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之本分。同样，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他再次就任杭州知府时处理了一起盗用苏轼名号偷税案，经查系贫穷的南剑州（今福建南平）乡贡进士吴味道为节省赶考费用不得已而为之，苏轼不仅法外开恩予以释放，还特意写信嘱咐弟弟苏辙关照，可见仁者审案的仁心周全，此轶事被南宋人周左火右军收录于《清波别志》卷下。

　　苏轼对民事事务处理的深刻出于他对小民百姓的深厚情感。面对百姓疾苦，他曾感叹道：“平生五千卷，一字不救饥！”（《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》）同时，还与他为政处事之风格关联甚密。正如在徐州任上，所作《次韵子由送赵屼归觐钱塘》一诗言及“宦游无远近，民事要更尝。”不论身在何处，他定躬亲民事，实地调研，故其谋政多精确而睿智，施政多务实而高效。在扬州任上时，他亦经实地考察，冒着违背圣意的风险，上书要求废除仓法。正所谓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。吟诗作赋、托物言志与施政执法相通。精通于诗词文章的苏轼必然习惯于实地走访，才能获得灵感；对世事皆洞若观火，才能敏锐捕捉到生活表象背后的问题实质。钱穆对苏轼兄弟的评价最为经典：“他们（苏氏兄弟）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，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。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，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。但他们的另一面，又爱好文章辞藻，所以他们持论，往往渲染过分，一说便说到尽量处。”（钱穆：《国史大纲·第六编两宋之部》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）正是苏轼的亲躬体验才练就了对世事的深刻洞察力，能够对政务世务应对自如，虽然一生波折，但人格伟大；而又正是苏轼的过分渲染，才迫使他尽量追求理想，在不迷信律法制度的心态下，用礼义和情理在自由裁量的范围内彻底解决纠纷，守护一方百姓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）